CNN的报道
英国《卫报》则认为，既然我们的世界每天都充斥着电脑屏幕、玻璃和人造纤维等工业品，那么小草小花则是一种想和自然亲近的美好希望。于是，“长草”的潮流就像是一场“环保主义运动”。
显然，以上西方媒体无一例外把中国的潮流带入了西方的历史文化系统，并套上“主义”与“运动”的框架。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中，“长草”的符号，在历史和当下的语境中，又有着怎样的象征意味呢？自下而上兴起的民间流行文化非要以“反抗”之名而诞生吗？全民娱乐有没有自身的内涵与意义呢？
“头上长草”的传统文化溯源
事实上，“头上长草”的发饰不独今人专属，实则古已有之，且内涵丰富。
内涵之一：插草卖身
头插草标卖身的说法见于古典小说、戏曲中的描绘，是一种民间习俗。
《路史》载：“有虞氏以草缨当劓。”或是这种做法的发轫。这也被看做是最早的草标广告，代表出售，最早产生于晋代。当时我国农村便产生了定期的集市，叫草市。大多位于交通要道或津渡驿站所在地。因市场四周多置草料，房舍简易，多用草盖成，加之粮草交易甚多，故遍地皆草。赶集者携物来卖，便随手拾一根草插在该物上以示出卖。
这种草标广告在古代很普遍，如《水浒传》中的“杨志卖刀”，《儒林外史》中“范进卖鸡”，都是在货物上插一草标。这种形式，迄今在农村的集市上仍可见到。
杨志卖刀
内涵之二：衔草报恩
《左传》中记载，结草起源于春秋，在秦晋交战时，晋国一老人为报魏颗救女之恩，用草结成的绳子绊倒秦国大将杜回，使晋军大获全胜。因此，结草最早的含义为报恩。后来有人卖身葬父，头上佩戴小草也是“报恩”含义的演化。中药鹿衔草的传说中也有报恩和关爱之意。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文化内涵，当下的年轻人在猎奇心理和病毒式社交传播的双重影响之下，选择不同的“草”戴在头上，似乎都和这些内涵无关。当下的符号象征早已与传统形成了彻底的割裂，更多的是“卖萌”心态的反映。那么这种心态，又从何而起呢？
“萌文化”：因何而兴？
微博博主“伟大的安妮”绘制的系列青春漫画《安妮与王小明》，里面的男主人公王小明会在说出一些萌萌的台词时，头上长出两片叶子。刚好符合“小明头上长草，是为萌”的段子。“暴走漫画”中的王尼玛的经典头像就是在夸张的面部表情之上，头顶长出两片草。微博博主“两条毛腿肩上扛”绘制的系列表情包“头上长草”融入了日本“颜文字”的特征，其最大特色就是任何喜怒哀乐的头像上都长了一根草。
早在1997年推出的《宠物小精灵》中，里面的小智养了个宠物叫妙蛙种子。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背上有个洋葱状的鳞茎，鳞茎最后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为了表现小智和妙蛙种子的亲密关系，当妙蛙种子出现什么表情、头上的叶子怎么摆动时，小智的头上也会长出相应的植物，并做出和宠物一样的动作和表情。
在日本漫画中，“长草”本身就是一种萌属性。长出的草可以表达主人的心情、想法和意志。它变化多端的形态正是主人个性的一种展现。即使漫画中的人物不说一句话、不做任何动作，观众仅仅凭借头上的草的姿态变化，就可以揣测到人物的心理，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此外，今年七月份上映的暑期档电影《捉妖记》中的萌物胡巴也是一脑袋草，加上可爱的外型和声音，俘获了万千年轻观众的心，最终成为小草发卡形象走向大众的重要推手。
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兴起一股对儿童天真可爱的崇拜。儿童世界被视为一个纯洁无暇的、与成人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当时，人们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与工业社会相对的农业社会里的田园风情、朴素的生活方式正如同未经雕琢的儿童世界。于是，取材于民间故事、描绘乡村其乐融融的生活和各种可爱的人物和动物角色的迪士尼动画，因为迎合了人们的怀旧情感而大受欢迎。
二战后，迪士尼动画进入日本，其中所宣扬的天真纯朴与日本的文化传统产生共鸣。日本将天真视为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成熟即是丧失儿童的纯洁、变得复杂的过程。如果说迪士尼文化的可爱是以工业化城市为对立面塑造的，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的日本找到了成年世界作为可爱的对立面，为“萌”文化从儿童世界寻找灵感奠定了基础。
“萌”自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打上了浓厚的商业烙印。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的女学生中，一种模仿幼儿的书写方式开始大肆流行，急需拉动内需的日本商家们相应开发了各种商品，成为“萌”文化的滥觞。
然而，“萌”成为一种风潮，还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和日本“御宅族”的大体特点类似，“萌”文化，既在形式上表现出某人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的执着和忘我，展示出明显的封闭性；同时又通过对某一特定偶像的共同追求，或较为固定的集体交流活动来谋求与团体之间的联系，并通过集团内的交流活动不断发展出对自我的肯定。
某老教授在课堂上
另外，日本从江户时期就源起了一种独特的美学意识——“粹”。它追求一种风流潇洒、让人产生类似于恋爱之感的美。这种感觉，和“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御宅族”到“粹”再到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可以说日本的萌文化有着它自身的产生土壤。与之相比，中国“进口”的“萌萌哒”则有其现实的意味。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九零后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正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期的交界处。小至十六岁，正在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和青春叛逆期的无法归类的“危险阶段”（参见玛丽·道格拉斯《纯洁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 Mary Douglas）。大至二十五岁，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原生家庭走向婚姻，正处于“四分之一生命危机”（Quarter Life Crisis）的不确定阶段。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孤独，更容易被言语和外界的评判挑动脆弱的神经。在未来不确定的压力逼迫之下，一些人更倾向于转向童年的记忆。使得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想长大”的情绪。特别是一些年轻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过度受宠的记忆影响之下，面对与过去“断奶”的现实和心理的巨大压力，更倾向于通过模仿婴幼儿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比如天真、调皮、可爱，甚至是无知，来取得男性的注意和喜爱。
根据日本文化研究者四方田犬彦在《论可爱》中提出的理论，“萌文化”作为成年世界的对立面，在现代社会的流行是有其社会心理成因的。一些成年人喜欢卖萌，暗含了纾解现实压力和焦虑的心理预期，这是人们在后现代社会排解孤独感的手段。经济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改编，也为“萌文化”培育了坚实的消费市场（这一趋势在日本尤为明显）。
也许，与其像外媒所言“头上长草”是张扬个性是追求自由是叛逆不羁，不如说是渴求认同、寻找存在感、期待理解。与其说是希望和自然亲近，不如说是想要在高楼林立、互不言语的冷漠人群中找到对视和对话的机会。与其说是一场新的对抗父权传统和城市污染的抵抗运动、或资本与权力的决斗场，不如说是一场喜闻乐见的全民游戏——某种后现代式的无厘头狂欢。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张畅，编辑：禽禽。转载请联系书评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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